那些大白，那些穿红马甲的志愿者，每天要打几百个电话给小区居民核对信息和收集诉求。
每个人都不容易。
上不了班，开不了店，但吃饭居住生活都需要钱。
当前，中国经济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压力，新冠疫情与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相互交织的双重冲突。疫情冲击，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行，俄乌战争，可能导致未来进口成本高居不下。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，未来都可能面临滞涨的威胁。
灾难最终波及到了所有人。
不要拿疫情开玩笑，不要对一个正在发生灾难的地区，随随便便的发表一些低级的、毫无意义的调侃。
建立共情，首先是要重视“熟人社会”的重建。
我看《人世间》的时候很有感触，“光子片”作为东北底层的百姓居住地，生活其中的人们在面临工厂下岗、家庭变故等重大困难面前，靠的都是熟人社会的帮衬扶持。
这也是我长大的铁路家属大院的反映。
我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因为户口的原因，常买高价粮，生活比较拮据。
小学四年级，张老师常常将家里用不上衣服鞋子，送给我们。左邻右居也好心给些粮票，让我们多吃些平价粮，做了好吃的，也端一碗让孩子们尝尝。
单位家属院里有王婶，会手艺，做衣服。从84年开始，买布自己在家做裤子，手提着，去街上卖，后来在服装市场有了自己的摊位。她看见我母亲想做点小生意，“谢婶，我带你一起卖服装吧”，我母亲和她一起摆摊，学着做起了生意，慢慢有了些样子，卖服装的收入有时超过了我父亲的工资。
我们家里的两份收入，养大了四个孩子，还供我念完了大学。
《人世间》里的“光字片”，虽然也出了市委书记、文化精英，但里头大部分依旧是平头百姓。还有一些像赶超那样不幸的人，得了重病，为了不拖累家里卧轨自杀。
1991年，中国北方经济萧条，但是并没有挡住我们勤劳勇敢的邻居们，努力活着。
我父亲所在铁路工程单位，没有项目，45岁可以申请内退，每个月发200块钱退休工资。刚上班的年轻人，在家待岗，每个月发200块钱生活补助。那些年龄介于中间的，每天要正常去上班，但是没有工资发。上班的人每年发两三个月工资过活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，欠的工资过了很多年才补齐。
单位大院里面，很多家庭解体，年轻的女孩子嫁给了叔叔辈的邻居，有些老人在家上吊自杀，不想成为家里的拖累。但是周边的叔叔阿姨们并没有被困难打倒，工人家属都下农地去捡菜捡粮，甚至在田地里挖田鼠的洞，抢出半袋粮食补贴家用。
我们是那些每次只能和苦难贴身肉搏的小人物啊，没有足够的资本、财富和特权，除了身边帮衬互助的亲友，几乎一无所有。
作家西蒙·巴伦-科恩对恶曾有一个解释，叫做——“共情腐蚀”。意思是一个人关闭了共情的开关，在二元的关系里，就只剩下了“我”，只看见自己的需求，而别人都成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。
当一个人把别人都当成工具、利用的对象，别人于他，就不是平等的关系，别人只是他的“物品”。他自己不断膨胀、放大，最终成为了自己的“上帝”，同时也成了别人的魔鬼。
共情是一项个人的素质，是对自己身边的苦难的感同身受而不是视而不见。
1985年发生的日航123空难，当时飞机上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是独自乘坐飞机，很不幸的是没有生还。
他的妈妈非常自责，很多年后即便是又有了孩子依然无法释怀。
她认为是自己亲手送孩子上了那架飞机，更无法想象飞机从起飞到坠毁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，那么小的孩子又是在一个完全都是陌生人的环境里，他究竟是如何痛苦的度过的?
这些想法和自责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她的内心。
直到有一天，她接到一个自称是住在鹿儿岛的老人打来的电话。
：请问您的儿子是在飞机某排某座吗?
：是的。
：我女儿也在那架飞机上，就坐在您儿子旁边。
我女儿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的人，所以请您放心，在最后的时间里，您儿子不是孤单一人。
愿我们，在人世间，不孤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