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帝国的衰败，从哪里开始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
没有人知道。
因为普通人在国家意识形态这头巨兽前面没有任何抵抗力，非常无望。
其实，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，但我们至少在挣扎……
这是一个垂死帝国的挣扎，解决办法就是放弃帝国的幻想，在正常的欧洲和世界秩序中做一个正常国家。
1996年12月下旬，奇若娃在一艘船里，她刚刚在伊斯坦布尔度完假，准备去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和丈夫会合、后者在那里进行鞑靼人的田野调查。
半夜，有人敲醒了她，船着火了。她去找船长，被告知船上有两艘救生艇，都已经着火，求救信号也已经发出，土耳其方面说，你们已不在我们的海域，我们管不了; 乌克兰方面说，如果他们的直升机有燃油的话(当然没有)，他门可以去救人。那是寒冬，水温很低，船长说，如果跳海求生，人在这样温度的海水里最多能活40分钟。
奇若娃顺着楼梯爬上甲板，见到了她这辈子最难忘的景“海和天都是一片漆黑，甲板上火舌直冲上天，船员们光着上身，个个手里拿着渔叉，只能把已经着火的货物挑下海……根据我事后的理解，那就是地狱的化身，不论是
还是什么其他地方描绘的，绝对是地狱的样子”。
她回到房间，开始和上帝对话。她不算一名教徒，也很少去教堂，但她开始向上帝解释她的情况: 她一直想当一个作家，从前是没有自由，后来是没有钱，再后来钱和自由都有了，她却没有了时间……
她说了很久很久，后来船上的火被扑灭了。等他们在辛菲罗波尔靠岸时，奇若娃告诉自己，够了，我不要再做生意了，开始写吧。她写得非常勤奋，直到今天也是如此。
“人生是很短暂的，我们总希望我们短暂的生命能嵌入更大的存在。如果我们不信仰宗教，那么出于本能，我们会去寻找一个替代物。”
--弗拉迪斯拉夫·祖博克
(Vladislav Zubok)
整整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，都在通过他们各自的朋友圈，寻找五花八门的思想资源，进而获得存在或者反抗的动力。
杜金在1980年代的一位朋友后来告诉柯皓茗, “一开始，我们都在练习瑜伽。后来我们都在学习梵语。再后来我们读起了新约。那时，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意义都是一样的……”。
而国家的特权阶层(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化特权)的子女往往更容易接触到真实世界，从而更早地叛逆，杜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，就开始意识到苏联社会在精神向度的缺乏，与此同时，他也意识到自己这种体验的稀有。
“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种(没有精神向度)生活完全是正常的。就像道家说的，你把人民的肚子填饱了，这就是最好的治国方式”。(《道德经》原话是: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恒使民无知、无欲也。)
那这就是帝国的晚期吗?
“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读了很多东西了。我知道这个社会不正常，很疯狂，也不该如此，但我发誓，我当时压根想不到这个国家有一天会完蛋，我以为苏联会永远持续下去。”这是奇若娃的回答。
“我认为human being(人)首先是thinking being(思考者)，而不是eatingbeing(进食者)或者breathing being(呼吸者)，但在当时的苏联，一切都是反过来的。生活的唯一内容就是活着，完成活下来需要做的事情: 吃饭呼吸和工作。这就是失败的原因。如果你停止了思考，你就不再成为人类了。”这是杜金的回答。
冰球运动员尽人皆知，1973年苏联击败加拿大时整个国家陷入了疯狂。那时的爱国主义也挺浓烈的，但不是今天的那种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，而是分享彼此的情感。
俄罗斯一家新闻网站上面一套考验“俄式思维”的题目，其中一题是，俄罗斯人最怀念哪个时候?
A、60年代; B、70年代:C、80年代，标准答案是D:Then(那时候)。
出题者可能是在嘲笑，或者自嘲，但我也并不觉得多么可
笑。
2010年起，祖博克陆续去了二三十个国家出差、旅行或者短住，最感亲切的还是那些前共产主义国家，后来想想，也许就是因为在那里有那个随着苏维埃世界消失的平行宇宙的碎片。
它残存在不显眼的地方，博物馆的某个抽屉里，一本传记的某两页里，亲历者记忆的某个角落里。
苏维埃世界消失了，但作为反面教材它其实活在了二元叙事之中，可能真正消失的，是那个亲切的、模糊、与大多数人生命体验相关的平行宇宙。